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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与一九七五年全面整顿研究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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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5年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是“文化大革命”时期非常值得研究的一段历史。十多年来,这段历史引起许多研究者重视,有关的回忆文章和研究论文不断发表,取得了不少进展。现对研究状况作一回顾。

  一??研究的进展

  邓小平本人十分重视1975年全面整顿这段历史。“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他在多次讲话中直接谈到了1975年,表达这样的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面拨乱反正的展开,实际上是把1975年提出而没有来得及做的思想具体化。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邓小平回顾总结建国后的历史经验时,进一步谈到“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对于党形成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的影响,又有两次比较集中地谈到1975年的全面整顿。第一次是在1984年10月,邓小平会见联邦德国总理科尔时说:“其实,拨乱反正在一九七五年就开始了。那时我主持中央党政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整顿措施,每整顿一项就立即见效,非常见效。这些整顿实际上是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触怒了‘四人帮’。他们又一次把我轰下了台。”(1)第二次是在1987年10月,邓小平会见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书记卡达尔时说:“改革,其实在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我们已经试验过一段。”“一九七五年我主持中央常务工作。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强调把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凡是这样做的地方都见效。不久,我又被‘四人帮’打倒了。我是‘三落三起’。一九七六年四五运动,人民怀念周总理,支持我的也不少。这证明,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的改革是很得人心的,反映了人民的愿望。”(2)

  关于1975年全面整顿的概况,国内最早的叙述始于1983年。这一年,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根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1975年全面整顿“使形势有了明显好转”这一论断,列出重要条目作了注释,对全面整顿作了初步的归纳。

  1985年以后,国内学术界对1975年全面整顿意义的认识不断深入。这一年,与研究这段历史多少有点联系的是,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于当年10月在美国出版《长征》一书。在此书中,具有敏锐政治眼光的索尔兹伯里将中国50年前红军长征这部英雄史诗,一直写到与1975年邓小平领导全面整顿有关的最后一章,并以“永远打不倒的小个子”作为章名,以邓小平最终领导中国踏上“新的长征”之路作为全书结尾。这种独特的结构安排,表现出作者对中国这一“新的长征”“很可能成为当代伟大的社会和政治试验”(3)的深刻洞察。

  胡乔木于1987年11月会见了索尔兹伯里,1975年的全面整顿是会谈的主要话题。胡乔木说:在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形成和发展的道路上,1974至1975年邓小平和毛泽东和“四人帮”三者之间进行错综复杂的斗争过程,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时刻。胡乔木谈到“文化大革命”时期党的其他领导者和广大干部对“左”倾错误的抵制,说这种抵制“不得不采取各种迂回曲折的形式”,“时而公开地、更多的是默默地自行其是……只是到1974至1975年邓小平重新居于领导地位以后,这场斗争才出现在舞台的正前方,为党内外的公众所周知”。(4)胡乔木的这次谈话,涉及到1975年全面整顿的背景、指导思想、整顿措施和整顿中断的原因,是对1975年全面整顿的一次有权威性的评价。

  1987年,国内出现了第一篇从历史角度考察1975年全面整顿的论文———张沱生的《一九七五年的全面整顿———一场反对“左”倾错误和对“四人帮”的重大斗争》(5)。文章系统考察了整顿的背景、发展过程、整顿取得成效的原因和整顿的历史意义。这是一篇史料扎实、评价公允的文章,对以后的研究具有参考价值。

  十多年来,随着史料的发掘和整理,不少史料价值很高的文献、回忆录、传记等相继出版,为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便利条件。1983年《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出版(1994年增订再版,改称为《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也于1993年出版,对研究的深入起了推动作用。1998年,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出版,收录了《邓小平文选》第二卷所没有的邓小平在1975年与外宾的谈话和在一些场合的插话,不仅有助于了解邓小平的思想状况,而且有助于从总体上把握整顿的发展过程。2000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毛毛着《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也为了解这段历史提供了不少背景材料。此外,这些年先后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回忆邓小平》(上、中、下)、《万里文选》、《张爱萍军事文选》、《张劲夫文选》、《改革风云中的万里》、《叶剑英传》、《张爱萍传》、《当代中国的钢铁工业》、《当代中国的煤炭工业》、《“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当代中国的出版事业》、《当代中国电影》、《当代中国财政》等书籍的有关章节,也从不同角度提供了历史资料。特别要提到的是,《1975年的河南整顿》(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和即将出版的《1975年的山东整顿》,较全面地收集、整理了反映本地区1975年整顿的主要文献,对于研究全国整顿起到“以一斑而窥全豹”的作用。

  在党史、文献工作者的努力下,一些参加整顿的当事人的回忆不断被整理出来。主要的回忆文章有:于光远《忆邓小平和国务院政研室》(《百年潮》2000年第7期),张廷发《70年代中期两次军委会议的前前后后》(《党的文献》1999年第4期),方玄初《教育工作汇报提纲出台的前前后后》(《中共党史资料》1999年第70期),王英、孙中范《一九七五年党组织整顿的前前后后》(《百年潮》2001年第8期),等等。这些回忆录的作者,有的虽然并不了解全面整顿的决策过程,回忆的内容也可能不算丰富,但是他们参与过一些比较重要的会议和活动,从不同角度涉及到一些相当重要的问题:比如,整顿军队时,最核心、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当年在党组织的整顿方面做了哪些工作?涉及到多大的范围和程度?在整顿科技时,教育界进行了哪些斗争?国务院政研室在邓小平直接领导下,做了哪些工作?等等。其中,方玄初的《教育工作汇报提纲出台的前前后后》一文,披露1975年全面整顿中不仅起草了后来被“四人帮”批判为所谓“三株大毒草”的《工业二十条》等三个文件,教育部还在周荣鑫主持下秘密起草了《教育工作汇报提纲》。无论是起草《教育工作汇报提纲》的过程,还是《教育工作汇报提纲》内容本身,都是鲜为人知的,引起了研究者的极大兴趣。

  近些年,研究1975年整顿的专题资料和论文陆续发表,从不同方面展示了整顿的过程、整顿的措施和整顿的成效。已经出版的关于1975年整顿的一本专着是夏杏珍的《1975:文坛风暴纪实》(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虽然全书仅有10万字,但内容比较丰富,反映了文艺调整从启动到深入的整个过程。主要的文章有:程中原《毛泽东的三项指示和邓小平主持的1975年整顿》(《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1期)、《1975年整顿中的三个着名文件》(《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1期)、《国务院政研室和1975年整顿》(《中共党史资料》1997年第61期)、《一九七五年的钢铁整顿》(《中共党史资料》2002年第81期),张化《也谈毛泽东的三项指示与1975年整顿》(《中共党史研究》1997年第5期)、《1975年中国科学院的整顿》(《中共党史研究》1996年第1期)、《1975年教育界的斗争》(《中共党史资料》1999年第70期)、《被中途打断的1975年整党》(《纵横》2001年第11、12期)、《一九七五年农业学大寨会议与农业整顿的要求》(《党的文献》1999年第6期),邓礼峰《1975年军委扩大会议的筹备与召开》(《纵横》2001年第4期),等等。这些专题资料和论文,从多个视角拓展了研究的范围和深度,不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丰富史料,对整顿指导思想和历史影响等问题的概括也更富有探讨性,并对不同观点初步展开讨论,反映出研究者在总体上把握这段历史时的不同角度和思考。

  上述关于1975年全面整顿的资料整理和研究论文,既是目前党史、国史研究者取得的阶段性成果,也为研究的进一步展开打下基础。虽然,目前系统地研究1975年全面整顿的专着还没有出版,但是可以预料,这方面的专着一定会在不久面世。

  二??重点问题

  近年来,在1975年全面整顿的研究中涉及到不少重要问题,在有些问题上的认识分歧还比较大,主要有以下方面:

  1、整顿的发展过程关于整顿的发展过程,研究者看法比较一致的是,整顿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铁路整顿为突破口,整顿随即在工交和财经领域展开。其间,经历了“四人帮”煽动“反经验主义”、政治局开会批评“四人帮”的斗争;第二阶段,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整顿在工交领域深入发展的同时,在军队、文艺、国防科技、中国科学院、教育等领域全面展开;第三阶段,10月底到11月初,整顿被迫中断。

  虽然,对于整顿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研究者没有什么意见分歧,但是,关于整顿从何时开始?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后,从何时开始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研究者却有不同看法,现有几种写法。

  关于整顿开始的时间,第一种写法是从2月开始。依据是铁路运输的整顿是工业整顿的起点,因此,以2月25日至3月8日中央召开解决铁路问题的全国工业书记会议作为整顿开始的标志。(6)第二种写法是开始于1月底。1月25日,邓小平在总参谋部机关团以上干部会上讲话,提出了军队要整顿,要安定团结,消除派性的问题。有人认为这是整顿的开端,而铁路整顿则是整顿的突破口。(7)第三种写法是以1月19日邓小平在各大军区负责人座谈会上提出军队要整顿作为整顿开始的标志。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就是以这次会上邓小平提出整顿军队为标志,明确这是“邓小平抓全面整顿的开端”。对于这种写法,有人持有疑问:军队要整顿的部署在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就提出来了,由于各种原因被耽搁下来,这次会议只是对整顿军队再次做出部署,能否作为标志?

  关于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时间,是研究整顿进程必须搞清的问题。目前主要有两种写法。第一种是在5月,毛泽东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批评江青等人后,毛泽东和周恩来商定,由邓小平主持批评“四人帮”的会议,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8)也有人说,在邓小平访法回国后,毛泽东与周恩来商定,改由邓小平主持政治局会议,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9)这两种说法差别不太大。另一种意见是在7月。根据是政治局批评“四人帮”后,王洪文离京前往外地工作,从7月2日起,中央政治局常务工作由邓小平主持。7月初,毛泽东提出要调整党的文艺政策,还批准邓小平设立国务院政研室的提议,从此,整顿从经济部门向上层建筑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发展。(10)

  2、整顿的指导思想

  研究者都注意到,1975年整顿是在毛泽东支持下进行的。毛泽东在1974年下半年作出的三项指示,后来演变成邓小平领导整顿的依据———“三项指示为纲”;而军队的整顿和文艺政策的调整,更与毛泽东的直接指示联系密切。那么,毛泽东的三项指示与邓小平的“三项指示为纲”是什么关系?二者是不是一回事?这是研究者认识分歧较大的问题。

  其实,还在整顿的当年,这一问题就提了出来。1975年9月底至11月初,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情况时就讲到“三项指示为纲”,说:“其实只剩下一项指示,即生产搞上去了”,等等。“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一些文章谈及毛远新就“三项指示为纲”向毛泽东的汇报时,均认为这是“诽谤”、“诬蔑”。

  在研究1975年整顿的过程中,研究者不可回避地再次触及到这一问题。人们比较一致地注意到,毛泽东的三项指示,是毛泽东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针对不同情况先后提出的。围绕怎样看待毛泽东的三项指示,有人提出,毛泽东的三项指示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后期的思想,本身是“总结‘文化大革命’经验教训的产物,包含了反思和探索”。从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以来,毛泽东对“四人帮”的批评一次比一次尖锐,说明毛泽东和“四人帮”的矛盾正处在不断上升的阶段。这时,毛泽东已经从思想上到行动上认识和接受了“文化大革命”前期“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教训,决心以最大的努力尽快结束“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局面,实现安定团结,恢复正常的生产秩序和社会秩序。论者对于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评价较高,认为“这是很有远见的”,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还存在资本主义复辟和变修正主义的危险,“是有现实的警戒作用和深远的教育意义的”。毛泽东力图寻找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根源,找到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的办法,“这种探索,意义重大,应该肯定和继续”。不过,毛泽东关于商品生产问题,关于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小生产还会每日每时地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应该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的认识,“却存在着一定的偏差”。(11)论者认为,“三项指示为纲”是邓小平领导1975年全面整顿的指导思想,“是完整准确地理解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做出的一个典范,表现了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政治家的雄才大略”。邓小平以毛泽东的“三项指示为纲”领导整顿,“是非常高明的决策”。“因为毛泽东的三项指示集中反映了当时全国上下干部群众共同一致的久乱思治、久贫思富的强烈愿望,惟有贯彻执行毛泽东的三项指示,才能把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凝聚在一起,治理经过八年‘文化大革命’以后的混乱局面”。论者特别谈到当年政治局围绕毛泽东关于理论指示而发生的斗争,认为“理论问题的学习推动了整顿的进行”。还提出指导整顿的“三项指示为纲”,“是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是日后形成完整科学体系的邓小平理论的酝酿和起点”。“它上承中共‘八大’路线和‘文化大革命’前十年的正确发展趋向”,“下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新时期,给当代中国的历史进程起了开辟航道的作用”,反映出“邓小平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人又是发展者的特征”。(12)

  对于上述看法,有人提出了不同意见。论者提出,毛泽东三条指示中的每一条都有特定的背景和对象,毛泽东没有把它们联系在一起,更没有并列地摆在全国工作的“纲”的位置。在毛泽东的思想上,作为国内工作的“纲”的,只有学习理论反修防修这一条。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是他发动和维护“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思想根源。这一指示在社会实践中产生的直接影响是,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由政治领域扩大到经济领域,由党内“走资派”扩大到“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相比较而言,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在毛泽东的思想上却处在不同的“目”的位置。从整顿实践来看,邓小平领导整顿的指导思想,实际上是要实现安定团结,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运动并没有推动整顿的开展,反而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整顿的深入。另外,需要注意的是,整顿中邓小平提出“三项指示为纲”,是在经历了“四人帮”挑起“反经验主义”的斗争之后。邓小平把毛泽东的三项指示联在一起,是一个创造;而把毛泽东虽然说过、却没有突出的后两项指示提到“纲”的高度,对经济发展给予“文化大革命”以来从未有过的重视,更是邓小平的大胆创造。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三项指示为纲”,后者不仅是对前者的弥补、充实,也是对前者的淡化、修正。“三项指示为纲”针对着“四人帮”的“反经验主义”为“纲”,使“四人帮”暂时难于对整顿进行攻击,为整顿的开展增强了主动性。1975年底,毛远新向毛泽东所作的汇报,反映的是实际情况。把“三项指示为纲”说成是八大路线的继续,离历史实际相去甚远,而把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也作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起点,显然是欠妥当的。(13)

  上述观点的分歧,不单纯关系到如何确认整顿的指导思想,而且涉及到比较广泛的范围。包括:如何认识毛泽东的三项指示,如何把握这一阶段毛泽东的思想状况?如何把握这一阶段毛泽东与邓小平、毛泽东与“四人帮”、邓小平与“四人帮”之间的关系?整顿实践中,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运动是不是推动了整顿的进行?等等。显然,自1975年以来的20多年中,如何看待毛泽东的三项指示与邓小平“三项指示为纲”的关系,一直是引人关注的问题。对上述问题的理解和把握,是对整顿的指导思想作出准确阐释的前提。这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

  3、全面整顿的提法

  目前,“1975年全面整顿”的提法,已为党史界所通用。在研究1975年全面整顿的过程中,有学者对这一提法是否准确提出商榷意见。论者认为,“全面整顿”的提法同实际情况有距离,不很确切。理由是,1975年八九月间,邓小平提出准备在当年冬至翌年春进行“全面整顿”的任务。但是这时,教育整顿正在准备,财贸整顿尚未进行,农业整顿也还没开始,作为整顿的核心的整党作了部署,还没有进行。按整顿的实际历史进程来看,1975年已经进行的整顿还不能说是“全面整顿”。就在准备进行“全面整顿”而“全面整顿”还没有展开的时候,就骤然中断了。所以,对1975年这段历史还是称之为“1975年的整顿”较为适当。(14)这位学者根据个人掌握的材料和对历史过程的考察,提出的看法值得思考。

  对于1975年全面整顿的历史,是提“全面整顿”?还是提“整顿”?恐怕与研究者所处的角度有关。如果从研究邓小平的思想着眼,虽然整顿在各领域的发展还不平衡,但是,他在农业学大寨会上提出全面整顿的任务,已经表明整顿针对的不仅是某一个局部的、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而是针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多方面的破坏,是对全国工作的总体考虑,是关系全局的战略部署。另外,最近发表的材料表明,虽然,整党还没有在全国展开,但是,整党试点已经在浙江、河南等省进行,实际上是为全国范围的整党作了准备。(15)这一重要史实的发掘是应予注意的。总之,从邓小平对整顿的考虑和部署来看,提“全面整顿”也能站得住。

  4、对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评价

  农业要整顿,是邓小平在整顿中提出的一个方面。1975年在整顿过程中,召开了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这次会议与农业整顿是什么关系?在已发表的文章和着述中,有的人把这次会议的召开作为农业整顿的措施来反映。还有人认为,邓小平提出农业要整顿,就是农业要改革,要发展。表明农村改革发展思想酝酿的成熟,是对三面红旗思维定式的突破。

  对于这些看法,有人提出了不同意见。论者通过查阅资料,提出上述认识是不准确的。国务院确定召开农业学大寨会议是在1972年,由于各种政治因素的干扰,这次会议拖了三年才得以召开,因此,不应把这次会议作为整顿农业的措施来反映。另外,邓小平在这次会上提出农业整顿的要求,主要表明他试图通过这次会议推动农业生产,但农业整顿的要求并不是“对三面红旗思维定式的突破”,也不是酝酿进行农村改革。当时的农业整顿,主要还是要求农村干部和群众把注意力集中到农业生产上来,在肯定人民公社体制和执行各项农村政策的基础上发展农业。(16)

  5、全面整顿的历史意义

  研究者一致认为,1975年全面整顿是党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阶段。虽然,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整顿被迫中断,但是,整顿对以后历史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

  胡乔木最先将1975年全面整顿与“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联系起来。他与索尔兹伯里会谈时讲到“三项指示为纲”时说:邓小平接受了毛泽东的提法,只是把侧重点放在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上面。这两个口号的实质一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一直到十三大和十三大以后都还起着指路标的作用。这里已经提到一个中心,一个基本点,另一个基本点改革开放当时还不可能提出来,只能叫整顿,实际上内容不但包含了改革,也包含了开放。(17)

  在对1975年全面整顿历史意义的评价上,研究者形成共识的有以下几点:(1)1975年整顿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党和人民反对“左”倾错误和“四人帮”的一场重大斗争,有力地加速了这场运动走向终结的进程。(2)全面整顿是拨乱反正和改革的预演。(3)整顿中提出的许多重要思想及表现出的可贵斗争精神,对于我们今后的工作仍有着长期的指导作用。

  在评价1975年整顿的历史意义方面,一个难点是,如何理解邓小平所说1975年整顿是改革的试验?他所说的“改革”具体指什么?目前,研究者各持己见。有人提出,社会主义首先要摆脱贫穷,这就要通过改革,找出一条适合自己国情的、比较快的发展道路。整顿就是这种改革的尝试。邓小平在恢复正常的生产秩序和社会秩序,实现安定团结的同时,又推行改革开放,力图尽快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在经济领域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整顿中,都包含了改革的内容,主要是改变、取消“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许多做法。(18)有人提出,邓小平所说的改革,是指在“文化大革命”条件下以重新确定国家的奋斗目标、根本任务为基础,试图扭转政治方向,使中国转入经济建设轨道的努力。现有资料和研究表明,当年整顿采取的许多作法还是维护计划经济体制的,尤其是针对经济领域的无政府主义现象,进一步强调经济的集中和统一。

  1975年全面整顿对于后来党实现的历史性转折具有深远影响。表现在:(1)在“左”倾错误势头低落、国际环境趋向缓和时,重申四化建设的宏伟目标,提出实现四化是大局的思想,是对党和国家奋斗目标、根本任务的重新确定,是试图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改弦易辙的重要标志。(2)全面整顿有限度的拨乱反正,加快了历史性转折的实现,为历史转折的到来减少了障碍和阻力。(3)全面整顿开始总结社会主义建设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全面拨乱反正的前奏。(19)

  6、1975年全面整顿与邓小平理论的联系

  学术界在研究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不少人注意到1975年全面整顿与邓小平理论的联系。

  1975年全面整顿是不是邓小平理论的起点?有人提出,邓小平理论的产生是以他对1975年整顿的领导为起点的。(20)还有人提出,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的起点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不要模糊这个起点。论者认为,当然,这个“起”也不是突如其来。邓小平理论诞生的酝酿可以追溯到1975年。全面整顿虽然没有也不可能明确指出“文化大革命”从根本上错了,但又的确是针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所造成的后果。所以,可以说,全面整顿的指导思想从总体上同当时居主导地位的思想———“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分离开来,对立起来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新的指导思想就要诞生了。(21)

  1975年全面整顿与邓小平理论具有哪些方面的联系呢?有人提出,1975年全面整顿是邓小平理论的孕育阶段。在全面整顿有限度拨乱反正的过程中,在怎么搞社会主义的问题上,一种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所不同的思想胚胎正在孕育之中,这是后来形成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路线的思?想萌芽。大致表现在六个方面:(1)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发展生产力;(2)社会主义建设要坚持党的领导,分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落实各项政策,形成安定团结的社会局面;(3)要把扩大对外交流作为一个“大政策”,“引进新技术、新设备,扩大进出口”,提高劳动生产率;(4)要加快科技教育事业的发展,提出“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科研要走在前面,推动生产向前发展”、科技人员是劳动者和科技事业要后继有人必须办好教育;(5)坚持按劳分配原则,根据“贡献大小、技术高低、能力强弱、劳动轻重”,在待遇上有所差别,以调动人们的积极性;(6)改革企业中存在的革命委员会领导体制,建立强有力的能独立工作的生产管理指挥系统,以及以责任制为核心的生产管理制度。这些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肯定了遭到“文化大革命”否定的、党积累的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思想成果,此外,还包含着党以往的思想成果中没有的、或没有明确提出的一些新内容。在怎么搞社会主义的问题上,一种与60年代以来不同的思想胚胎正在孕育之中。这种摆脱动乱、加快经济发展的思路,正是后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雏形。(22)

  三??存在的问题

  近些年来,1975年整顿这段历史越来越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学者们对这段历史的了解和认识远远超过了当年。人们普遍认识到,研究这段历史,不仅有助于研究邓小平这个当代中国史上重要人物的生平和思想,深化社会主义时期的中共党史研究,而且有助于总结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深化对执政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研究。

  不过,纵观目前的研究状况,距离时代发展的要求还有不小差距,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材料公布得很不够,存在不少空白点。由于公布的材料有限,目前对这段历史进行研究的人员和已发表的研究成果,都还处于屈指可数的状态。对于一些重要问题的研究,即使有不同观点存在,也还没有深入展开讨论。往往是各说各的,发表出来便罢。而在一些问题上存在的认识分歧,又与掌握材料的多少有很大关系。研究者希望,在条件成熟时,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一本1975年整顿专题资料集,这是深化研究迫切需要的。

  2、对于1975年各方面进行整顿的研究很不平衡。当年,邓小平讲到全面整顿的任务时,点到的方面有:军队、地方;地方又包括工业、农业、商业、教育、科技、文艺;还有党组织。一共有九个方面。虽然,这九个方面有所交叉,但基本上反映了邓小平对整顿的总体考虑。目前,收集材料比较细致、发表文章相对多一些的,是工交、军队、教育、文化、中国科学院的整顿,其他一些重点部门和行业的整顿,还没有专题资料发表。关于党组织的整顿,只有一两篇文章和回忆录。还有一些比较重要的领域和会议,如商业整顿,南方十二省会议等,基本上是空白。而在这些方面如不进行填补,就难以揭示1975年全面整顿的全貌。

  3、叙述历史过程较多,系统、深入的研究还不够。对邓小平在全面整顿中的思想发展还缺乏研究,特别是对邓小平的思想变化几乎没有探讨。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二研究部副主任,研究员)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1页。

  (2)《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5页。

  (3)索尔兹伯里:《〈长征〉及其由来》,《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5页。

  (4)《胡乔木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6-247页。

  (5)《十年后的评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两年后,该文主要内容在《党的文献》1989年第6期发表,标题为《邓小平与1975年的全面整顿》。

  (6)张沱生:《一九七五年的全面整顿———一场反对“左”倾错误和对“四人帮”的重大斗争》,《十年后的评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108-109页。

  (7)张化:《邓小平主持的1975年全面整顿》,《中共党史资料》1994年第51辑。

  (8)张沱生:《一九七五年的全面整顿———一场反对“左”倾错误和对“四人帮”的重大斗争》,《十年后的评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112页。

  (9)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60页。

  (10)程中原、夏杏珍:《历史转折的前奏———邓小平与1975年整顿评议》,《学海》2001年第4期。

  (11)程中原:《毛泽东的三项指示和邓小平主持的1975年整顿》,《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1期。

  (12)程中原:《毛泽东的三项指示和邓小平主持的1975年整顿》,《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1期;程中原、夏杏珍:《历史转折的前奏———邓小平与1975年整顿评议》,《学海》2001年第4期。

  (13)张化:《也谈毛泽东的三项指示与1975年整顿》,《中共党史研究》1997年第5期。

  (14)程中原:《关于1975年整顿的若干史实和一个提法》,《中共党史研究》1997年第1期。

  (15)张化:《被中途打断的1975年整党》,《纵横》2001年第11、12期。

  (16)张化:《一九七五年农业学大寨会议与农业整顿的要求》,《党的文献》1999年第6期。

  (17)《胡乔木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8页。

  (18)程中原、夏杏珍:《历史转折的前奏———邓小平与1975年整顿评议》,《学海》2001年第4期;程中原:《试论1975年整顿的历史地位》,《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年增刊。

  (19)张化:《共和国历史性转折的发端———从全面整顿走向十一届三中全会》,《党的文献》1999年第2期;《改革的一次试验》,《光明日报》2001年6月28日。

  (20)程中原、夏杏珍:《历史转折的前奏———邓小平与1975年整顿评议》,《学海》2001年第4期。

  (21)龚育之:《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210页。

  (22)张化:《共和国历史性转折的发端———从全面整顿走向十一届三中全会》,《党的文献》1999年第2期。

  《邓小平研究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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